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新生的共和国是一个将星闪烁的国家。说起李聚奎上将，现健在的老将军们都说：此人堪属“将圣”!

他曾救过彭德怀一命/林彪问他怎样当好红一师师长，他说：“红一师师长就是红军的第一师长!”

李聚奎将军是参加平江起义的2000多名官兵中，最后一位谢世的老人。他曾救过彭德怀一命。

那是平江起义之后，国民党军队对起义部队疯狂“围剿”。起义部队处境危急。

当部队退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时，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正讲着，站在前排的一大队队长雷振球，突然冲到前面，伸手就夺彭德怀警卫员薛洪全手中的驳壳枪，企图射杀彭德怀后投敌。薛没有防备，手枪被雷抢走。当时，由于事发突然，人们来不及反应，情况已是千钧一发。正在这节骨眼上，站在部队前面的李聚奎以一种保护彭团长的本能反应，向雷振球扑去。李聚奎扑上去时很用力，加上带着惯性，雷被狠狠地摔在地上。正好大队长黄云桥反应过来，从侧面给了雷振球一枪，结果了雷的性命。

多少年后，彭德怀授了元帅，跟随彭多年的老部下还直夸奖李聚奎，称李聚奎当时反应快，从枪口下为我军抢回一个元帅。大家不忘此事，但李聚奎总是笑一笑，从不渲染，更不张扬。

1928年，李聚奎在彭德怀领导下的红五军第九大队任中队长。当红五军同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时，彭德怀请毛给部队讲话，那是李聚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许多年后，他都记得：“毛主席穿一件不太干净的中山装，没戴帽子，一边讲话，一边吸烟，走过来，走过去，一口很随便的湖南腔，讲了许多革命道理。” 特别是要联合工农兵打遍天下的道理，给李聚奎印象很深。

李聚奎记不清在中央苏区打了多少恶仗、险仗和硬仗。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他先当团长，不久在战斗中当了三军团的师长。三军团同一军团一样，反“围剿”时打的都是大仗。作为三军团的一个师长，他几乎每天都同官兵一道，把脑袋挂在裤腰上，一仗比一仗打得漂亮。

许多老将们都记得，李聚奎打仗很有三军团的风格。

当时，像一军团的刘亚楼师长等，仗打得机智灵巧，有一军团的谋略之风。四方面军的一些军师长打仗以勇猛著称，据说像许世友这一类的军师长，经常是穿着裤衩、打着赤膊，有的甚至赤条条地同敌人打仗，善于硬拼。李聚奎打仗受彭德怀的影响，不慌不忙，打起来一枪是一枪，一仗是一仗。不退不缩，从不打滑头仗。他平常要求部队：思想要好，休息要好，打仗要好。“三个好”是他的带兵绝活。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睡觉，他一有空就躺在铺上养精蓄锐，不喧不闹，有任务起身就往前沿冲。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之后，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罗炳辉调九军团任军团长，鉴于李聚奎的功绩，军委让李聚奎任红一师师长。

红一师是全军主力军团的骨干师，军团长林彪对这个师的领导人选很重视。他一生用了不少有毛病的人，但从没用过一个没“能耐”的人。李聚奎的名声他知道，但李聚奎毕竟不在一军团，林彪要亲自考一考李聚奎。

一天，林彪转到红一师，问李聚奎：“怎么当好红一师师长?”

李聚奎是那种话不多的人，就一句：“红一师师长就是红军的第一师长!”

“好!”林彪满意了。

他要了这个从三军团来的师长。这是李聚奎担任的第四个师的师长。

当部队到达大渡河河口时，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团长杨得志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当17勇士强渡大渡河时，李聚奎、杨得志等到河岸督阵。通过一场激战，勇士们占领了对岸的工事。整个战斗中，李聚奎一直坚守在岸边，当部队开始渡河时，他才露出了微笑。

红军渡过大渡河的胜利，是革命史上浓重的一笔。

战争岁月过去之后，许多文章对这一几乎改变革命命运的战斗宣传甚多，电影、电视、著作和戏剧，几乎无所不包。但内容中除了中央指挥，便是一线官兵，绝大多数作品中，都很难找到李聚奎的名字和他的影子。包括杨得志，为此也感到不公平。有人劝李聚奎应当站出来说两句，或者写一篇文章把这事回忆回忆。每每听到这事，李聚奎总是笑而不答。说的人多了，他讲出这样一席话：“对于那场战争，它体现的是红军的一种精神。不管哪一个人，对于历史而言，都不值一提。再过多少年后，所有的名字都会过去，只有当时那种豪气，才是能够流传下去的东西。”

很多人后来听了这话，感到这才是李聚奎，这才是李大将军；而能在几十年后说这话的，这才是老红军! 真正的老将军! 堪称“将圣”!

毛泽东赞扬道：“汽车的损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这是个奇迹!”/“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们经常说，他们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会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共军的后勤部部长。”

新中国刚刚成立，作为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的李聚奎，从东北长白山山下，一直随部队征战到海南岛。正当他将随着胜利拂去征尘之时，一个新的任务正等着他。

1950年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按照军事常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何况这是我军第一次跨国作战，军需给养问题，自然成为首要问题。为此，毛泽东作出了“急如星火”的指示：要迅速成立朝鲜战争的后方保障供给基地，确定一位能担负此职的“粮草官”。

选拔担任此要职人员的任务给了聂荣臻。聂从全军的后勤领导干部中，选中了李聚奎，因为他熟悉李聚奎。第一次反“围剿”时，李聚奎曾带1个师歼敌数千人，活捉了敌师长李明。为此，聂曾将他抱起来高呼过“红军万岁”。李不仅打仗勇敢，完成重任坚决，更可贵的是他领导并参与了保障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及战略追击的大兵团、正规化作战的后勤保障工作。此次，非他莫属了。聂荣臻将李聚奎的名字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大笔一挥，一道抗美援朝战争的命令发出了!

1950年7月26日，东北军区后勤部成立，以此统一东北部队及边防军的后勤工作。李聚奎担任后勤部部长，不久，又兼任东北军区后勤部第一政委。

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是我军后勤工作的转折点。我军补给方式由过去分散的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为主，转变为依靠大后方集中供应。传统的“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志愿军的后勤工作遇到了新的挑战。

在开始运送物资的几天之后，李聚奎见到了彭德怀。一见面，彭德怀就要李汇报情况：

“志愿军过江作战，要是没有弹药，没有饭吃，我可要找你算账! 怎么办? 能不能保证?”说着，彭德怀紧紧盯着李聚奎。

“一定保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知道能保证到什么程度。”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用手指着李聚奎并提高了嗓门：“仗还没打，你怎么就保证不了啦?”

作为彭德怀的老部下，李聚奎很了解司令员的脾气，同他吵白搭，有问题不反映也是要挨批评的。李聚奎心里有苦处。此次非同一般，由于我军没有掌握制空权，物资刚开始往前送，3天就损失了400辆汽车。李聚奎实打实地倒了出来。

彭德怀思考了一会儿，说：“困难会不少，但要用一切办法去解决! 实在解决不了的就向上反映，我也想办法。可是有一点，作战物资是一定要保证的!”

李聚奎何尝不明白彭德怀此刻的心情。回到后勤部机关，李聚奎传达了彭德怀的指示，带领大家想办法。

李聚奎还真有办法，敌人在“天上挂灯，路上撒钉，地下炸坑”，他却要建设一条钢铁运输线。

战争初期，志愿军前方和后方都没有空军掩护。敌人空军重点袭击我后方。由于敌人对我运输线的不间断轰炸，我军补充的物资只有百分之六七十能到达前线。1951年3月，东北军区后勤部在一、三分部原来设置信号站的基础上，于运输干线上设防空哨兵，专门监视敌机活动。防空哨一建立，运输效率便大大提高，车辆损失明显减少。李聚奎在总结群众的这个创举后，建议在交通干线上广泛建立防空哨。这个建议很快就被志愿军领导采纳，调了9个团共2万人的兵力，在2800多公里的交通干线上，设置了1568个哨所，形成了一支防空专业大军。

普遍建立防空哨所，点线结合，我军汽车的损失率迅速下降，扭转了后方运输的被动局面。在我军控制区，灯光能在3分钟内全部熄灭。毛泽东曾赞扬道：“在汽车路两旁有那么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汽车的损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这是个奇迹!”

防空哨的建立，粉碎了敌人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的美梦。敌人为了弄清我军后勤系统生存的奥秘，派飞机照相侦察，派特务潜入我后方侦察。他们想弄明白，为什么白天铁路看上去是断的，可夜里火车跑得呼呼叫；公路桥白天看上去也是断的，可夜里汽车照常通行。我们的运输线真正成了一条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美国远东空军的指挥官们无不钦佩这是“惊人的工程才干”。

由于敌机轰炸，前方晚上不能生火做饭，天寒地冻，战士们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保障。什么样的食品既便于保存携带，又随时能食用呢? 有人提议做饼干，但因饼干体积大、不便携带被否定了。李聚奎猛然想起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自己只身乞讨千里寻找红军的途中，曾吃过老百姓的一种炒面，这正符合志愿军目前作战的需要。于是，他立即让后勤部的同志加工了一些样品送到前方，结果大受欢迎。李聚奎赶紧在1950年11月23日电告总后勤部，要求从第二次战役开始，每月为志愿军准备粮食总量三分之一的炒面。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东南各省市布置任务，自己也同机关的同志动手炒炒面。于是，后方“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炒炒面”，前方“一把炒面一把雪，夺取战斗新胜利”、“打过三八线，凉水拌炒面”。仅仅20多天，第一批200多万公斤炒面就送到了前线。后来，香喷喷的炒面更是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战士们的手中。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

1951年6月，美国远东空军副参谋长达尔·阿尔其尔准将在谈到我志愿军的后勤运输情况时说：“面临一切(空中袭击)阻碍，共军后勤部部长究竟是怎样保障补给品的运输，使之不致中断? 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不顾我们的空中优势，火力优势，强大的兵力和勇猛的轰炸而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 他不无钦佩地说：“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们经常说，他们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会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共军的后勤部部长。”

毛泽东面授他五个字：“革命加拼命!”/有一位了解李聚奎的老人说：“老李种的树很多，但他不一定都摘了果。”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这一次是周恩来向部队要人，李聚奎没料到重任会落到他头上。

李聚奎从当兵后，一直没有离开过部队，当总干部部长徐立清通知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时，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到地方去工作，到一个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都非常重要、专业性又很强的部门去工作，他真有点发怵。徐立清看出了他的心思，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可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将啊! 总理说，我们国家的石油工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又都急需大量的石油。要尽快地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选一个部队的同志来做这件事，把我们军队的一些传统作风带过去，像指挥打仗那样去指挥石油工业建设才行。周总理要你去当新中国石油工业部的第一任部长，军委领导同志也都赞同周总理的决定，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又过了几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聚奎呀，第一个五年计划快完了，我不向你要油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你可要拿出油来啊!” 李聚奎见总理已决定，他二话未说，走马上任。

他刚到石油工业部上班时，石油工业部的牌子还没挂出来，人员只有原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的几十个人，挤在几间房子里办公。建国初期，中国在“贫油”的帽子下，几乎抬不起头。万事开头难。那时,李聚奎部长办公室的门是锁着的。他揣着毛泽东面授的5个字：“革命加拼命!”带着专家、技术员全国跑，满地钻。不多久，他走过的地方便出油了。

1955年1月，李聚奎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决定在西部的克拉玛依打两口井。未等这年冬天的大雪到来，一口井便喷出了原油。

11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但在石油工业部内部，克拉玛依要不要上的争论却十分激烈。

一些同志，包括苏联驻石油工业部专家组组长安德列克夫都认为，一口井出油不等于有油田，那里巨大的沥青山没有几亿吨是形不成的。既然形成了沥青山，就说明克拉玛依的油都跑光了，现在遗留的是一些残油，不值得大上。另外一些同志认为，准噶尔盆地中央有大量的多套生油岩系，沥青山起了覆盖封闭的作用，下面蕴藏量可观，应下决心大规模勘探。

李聚奎带领部里的司局长、专家一起飞往新疆调查论证。一到乌鲁木齐，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张文彬摆出了大量资料，说明克拉玛依是个大油田，应该抓紧勘探和开发。安德列克夫在严谨的资料论述面前，转而支持上克拉玛依，但驻新疆石油管理局的苏联专家和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反对上克拉玛依，认为原油在地下流到了苏联境内。

第二天，李聚奎经过长途颠簸，到达克拉玛依，在那里待了两天。白天，他冒着没膝的积雪，对照图纸资料，跑了许多地方；晚上，就和工人挤在一起，二三十个人睡在一个帐篷里。等再回到乌鲁木齐讨论时，他发了话：上!

在此基础上，根据财力和设备情况，他下达了1956年在克拉玛依打40口探井的任务。

克拉玛依地区是一片戈壁荒原，在这里搞建设，水、土、木材都没有。基建用的水要从60公里外的玛纳斯河运来。为了保证一年完成40口探井的任务，李聚奎只好向毛泽东求援。一夜之间，十九军某师改为石油师。为解决运输力量，李聚奎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他一口答应下来，从各单位抽调了500多辆汽车，动员了3500多名民工，组织了一支1000多头骆驼的运输队，为克拉玛依运送生产和生活用品。

1956年5月初，李聚奎再次去了克拉玛依。他在吉普车上看到的是鳞次栉比的井架和楼房。短短半年时间，就在戈壁滩上创造了如此奇迹，李聚奎心里有了底。5月11日，他在全国石油工业系统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激动地告诉大家：“去年打的第一口井已出油，现在第二口井又出油了。新疆的黑油山(即沥青山)已进一步取得了可靠的资料，证明该地是一个较大的油田已无疑问了。” 当天，新华社就向国内外发布了这个消息。到年底，40口探井全部打成出油，1956年的石油产量从1955年的60万吨上升为150万吨。

克拉玛依出了油，全国上下情绪高涨。1957年，李聚奎又把眼睛盯住了东北，他决定组织力量对松辽平原进行重点勘探。早在1956年，地质部经大量的勘探，初步查明松辽平原确有石油构造，就把详细勘测的工作交给了石油工业部。1957年3月，李聚奎从西安地质调查处抽调地质师邱中建等7人组成116地质队到松辽平原。1957年秋，他在石油工业部党组会议上确定：3年内查明松辽平原有没有具备开发价值的油田。会后，组织了300多人的勘探队伍进驻黑龙江的双城县。从此，大庆油田的开发拉开了序幕。

1958年，李聚奎重新回到军队，担任总后勤部政委。

从此，开始了他半路出道的军事后勤工作。其间，他又亲手创办了我军三大院校之一的第一所培养专业后勤人才的摇篮——后勤学院。

李聚奎将军大半生属于战争，也属于军事后勤，同时也属于国民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他不管到哪里，做的都是开创性工作。有一位了解他的老人说：“老李种的树很多，但他不一定都摘了果。”“这个办法不行，办不到的事我不敢乱讲。”/陈赓不“买”毛泽东的账，他笑嘻嘻地说：“我的大将军不是你给的，是李聚奎给的。”

1957年第四季度，也就是那个“跃进风”吹来的前夕，在讨论第二年的生产指标时，经委希望石油工业部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20％。计委一位副主任却要在1957年投资5.3525亿元的基础上缩减，只给5亿元，还说：“国家财力有限，要压缩经费，不砍石油工业部的砍谁的?”

明知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还要大幅度减少对石油工业的投资，石油工业部的同志意见很大，李聚奎也十分不理解。他找到老乡--计委主任李富春，很认真地说：“你们计委不要看李聚奎老实，就欺负老实人。我个人事小，石油上不去，拖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腿，事情就大了。” 李富春和蔼地说：“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有一条，实事求是，老实人是不会吃亏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那个特殊的年月，“跃进”是共和国国情当时所需，有时也难免产生脱离实际的事情。

不久，经委开会研究石油工业部1958年的生产指标时，薄一波征询李聚奎的意见：“1958年能不能搞到180万吨?” 李聚奎问他能不能在抚顺增加300万吨油母页岩。薄一波说：“页岩的生产和分配计划已经饱和了，给你们的页岩肯定是增加不了。” 李聚奎直率地说：“今年国家给我们的投资，大体仅维持在去年的水平上，明年还要减少到4亿元。人造油的资源不能增加，新的油田又没发现，明年的计划能维持今年150万吨的水平还要作很大努力，增加到180万吨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来，李聚奎这席话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影响是很大的。

散会后，一个与李聚奎平时关系很好的部长拍着他的肩膀说：“李大哥，大家都在跃进，他说180万吨，你就说200万吨嘛；他说200万吨，你就说220万吨，鼓足干劲嘛。” 李聚奎说：“说了大话，到年底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会挫伤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向上也不好交账，影响国家计划和全面安排。” 这位好心人半真半假地说：“这还不好办，到年底一算账，就写个报告说由于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没有完成任务，不就完了。”

“这个办法不行，办不到的事我不能乱讲。”这就是李聚奎的脾气。

没过多少日子，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李聚奎讲：“聚奎同志，你那个部1958年的计划指标是不是少了一点? 加点劲，多搞一些吧。” 这一次，李聚奎没“顶牛”，但他选择了沉默，不切实际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的一个晚上，李聚奎接到薄一波的电话：“中央有个考虑，想调你回军队工作，到总后去当政委，让余秋里同志到石油工业部工作，你们俩对调一下。你有什么意见?” 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薄一波没说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但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使他未加考虑就答复说：“我没意见。在个人的工作安排上，我从来都是听组织的。”“如果没意见，明天开会总理就宣布，有意见你就给我说。” “的确没意见，有意见我会找你说的。”

对此，李聚奎的确没有什么意见。这么多年，只要组织上决定，他从来都是服从的。

众所周知，共和国的第一代将帅，绝大多数都是在1955年被授衔的，而1955年授衔的将军中，并没有李聚奎的名字。

李聚奎1958年从石油工业部回到部队，他遇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军衔问题。关于给李聚奎授何衔，这对当时的总干部部而言，的确是一个难题。

在10位大将中，谭政是李聚奎当红一师师长时的政治部主任、政委。其次是陈赓。陈赓授衔时还有一段插曲与李聚奎有关。当时，授大将的人要求最低是红军时期的师长。陈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白区工作，在军队任职时间短，档案中一时没有找到他任主力师师长的经历。但陈赓同李聚奎关系很好并爱开玩笑，授衔前，他遇到李聚奎，便说：“老乡啊!别人都说你是老实人，过几天我给徐立清说，我当过师长，我是接替你的。你就这么说。” 李聚奎笑而不答。过了几天，徐立清找到李聚奎，问起此事，李聚奎没二话：“陈赓是接替我的师长。” 后来，陈赓被授予大将衔。授衔时，毛泽东见到了陈赓。这对常爱逗乐的老朋友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怎么样，跟我干比跟蒋介石干有出息吧，我看蒋介石给不了你大将军!” 陈赓却不“买”毛泽东的账，他笑嘻嘻地说：“我的大将军可不是你给的，是李聚奎给的。” 尽管这是个玩笑，但却反映了李聚奎的厚道。李聚奎曾讲：“陈赓是老黄埔了，救过蒋介石的命，是毛主席的爱将。当年陈谢兵团是立了大功的，他不授大将谁授大将?”

如今，部下和接替他工作的人都授了大将，他能授什么衔呢?总干部部的人比较了一下，李聚奎授上将是低了一点，但大将就授10人。正准备做李聚奎工作时，李聚奎传来话：

“就低不就高。上将就行!”

问题迎刃而解。

1958年，毛泽东看了授李聚奎上将的报告点头称好。

从此，共和国将军中，又增添了一名上将。

当李聚奎得知动用公款之事，他一股怒火腾然而起!/林彪大为不悦：“听谁的?他李聚奎听谁的?”

李聚奎任总后勤部政委之职，并在此职服务达8年之久。短暂而漫长的8年，他曾先后与黄克诚、洪学智及邱会作等人共事。像在所有岗位上一样，他依旧是那样兢兢业业地在那座北京西郊军事统帅机构尽其职责。

他提出勤俭办后勤的思路，结合国家的财力、物力开展军事后勤工作；

他从未来战争出发，参与领导和组建全军后勤基地建设；

他竭力在全军后勤战线培养一支思想过硬、品质优秀的领导干部队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后的后勤战线上的官兵，都十分熟悉这位脚穿布鞋，素衣俭行的上将。

在共和国的边防、海防、国境线上，在高原、沙漠和雪原，都留下了他创办军事后勤的坚实脚印。

或许正是由于他同彭德怀、黄克诚属于同类型人的原因，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被提出不久，李聚奎的名字便在新任国防部部长林彪的心中留下了阴影。

李聚奎的确是“彭黄路线”上的人。他对彭、黄不仅从心里敬重，更多出于他的品行也像彭、黄那样实实在在。

按理讲，李聚奎在林彪的麾下时间并不短，先任红一师师长，后来又在第四野战军3年。他在有生之年也评价过林彪：人聪明、能打仗。作为怀有个人目的的林彪，一生用过不少有能力又有毛病的人，但他很少使用能力强、却不善投机取巧之人。尽管李聚奎是他的老部下，但李聚奎的品行却与他不同，林彪在总后勤部的代理人邱会作上台之后，李聚奎的命运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李聚奎同邱会作在红军时期就很熟悉。那时，李聚奎是红军赫赫有名的师长，邱会作在红军总部任一般干部，尽管他们的职务悬殊很大，但邱会作对这位战功卓著的首长是熟悉的。邱会作从总后勤部副部长被林彪提为总后勤部部长后，他对这位资深的老政委可真费了一番心思。

邱会作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他对李聚奎先是拉而不是打。有一次，李聚奎家乡来了人，说生活困难；而李聚奎家中子女多，也不宽裕。李的秘书知道后，对人发了牢骚。话传到邱会作的耳中，邱大笔一挥，直接从掌握的经费中提出几百元现金给了李聚奎的家乡人。

历史地回过头来看，邱会作在这一件事上是有其目的的。假若出于同志之间的关系，他自己掏腰包，恐怕像李聚奎这样原则性很强的人，是会动感情的；但由于动机的原因，邱会作采取了不正常的做法。当李聚奎得知动用公款之事，一股怒火腾然而起。

有人曾见李聚奎为此骂过娘：把我李聚奎当成什么人了!

当然，把两位高级干部之间的矛盾归结为几百元钱，恐怕太简单了。李聚奎对邱会作有气是事出有因的。最关键的一点是，邱会作上台后，不顾党的组织原则，不要党的干部政策，拉帮结派，编织罗网，并在重大问题上，抛开其他党委成员，直接向林彪打报告，并用林彪的旗号在总后施展个人威风。

李聚奎对此是不赞成的，但他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尽量做其工作。但此事还没了结，一件棘手的事，便落在他身上。

那是邱会作在总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总后政治部保卫部门接到来自某医院的一个女病人的电话。女病人声称，有一位自称总后的领导，无缘无故送给她一块手表，还约她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见面。她对此事很害怕，所以报告了。政治部将此事报告李聚奎。李聚奎一贯对领导干部中的这种害群之马恨之入骨，马上指示，要查出此人。病人所在单位和总后保卫部门为此进行了认真调查，并在现场抓住了对那位女病人图谋不轨的邱会作。

情况报告给李聚奎，他十分痛心。此类事情，对邱而言，早不是第一次了。群众反映很大，败坏了党的干部形象。过去对其进行过批评教育，但邱终不悔改。为了达到教育目的，李聚奎将情况报告给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及总政治部谭政等人。根据罗、谭指示，李聚奎组织总后党委会，对邱的腐化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

邱会作越来越感到拉李聚奎的路再也走不通了。邱的真相显露了。邱采用的手段的确很“高明”。他先在总后封锁林彪的一系列指示。每次他都以总后党委名义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作出指示后，他便不言不语在总后不切实际地执行。每当李聚奎出面反对时，他便把李聚奎的原话如实报告给林彪。

一次，林彪指示总后向国家多要一些粮食储备，邱会作在组织计划中，马上加大了预算比例。李聚奎得知后，站出来反对，并说：人民群众也没多少粮食，部队以紧算为好! 邱会作把话传到林彪耳中，林很是不悦。

又一次，林彪指示部队要骡马化。邱便在全军大办马场。李聚奎到部队调查回来，指出过滥兴建马场不切合实际，不仅占地太多，影响农业发展，而且还造成军民关系紧张。邱又把这话传给了林彪。

一次又一次，林彪大为不悦：

“听谁的?他李聚奎听谁的?”

林彪发出了整治李聚奎的信号。邱会作终于如愿了。

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李聚奎天生的品行带来的必然结果，就在邱会作组织人员四处收集李聚奎罪状的时候，罗瑞卿被打倒了。李聚奎“彭黄分子”的影子还没有离去，此时又多了一个影子：“彭罗分子”。这两个影子在林彪的脑子里越来越浓重了。

一天，军委突然来了一道命令，调李聚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高级干部调任，一般总有个原因，或提拔，或交流，或去开创局面。但李聚奎这次调任，似乎同这几条理由都不相干。后来才知道，这次将李聚奎调出总后，实际上是林彪、邱会作使的“调虎离山”之计。

李聚奎调出总后，邱会作便组织得力助手贴出李的大字报。

不久，李聚奎便被拉回总后批斗。

批斗、非法关押、流放。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李聚奎流放到贵州龙里。同中国许多正直的将军一样，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这是一位正直将军的必然命运。

流放的岁月是漫长的，那其中也有许多故事。但最令人遗憾的是，林彪倒台后，李聚奎开始写信想重返北京，他以为天亮了，殊不知，“四人帮”和林彪残存的代理人还记得他的“旧账”。

“回北京可以，但得保证不翻案。”

“我何罪之有?我为什么不能翻案?”李聚奎铁骨铮铮。

1976年秋，“四人帮”被打倒。

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李聚奎回到北京，回到他过去亲自创办的后勤学院任政委。当他再现舞台时，将军已是两鬓白发……

1995年，李聚奎将军在军委顾问的岗位上去世。

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外得知这位老将军与世长辞的消息后，亲自打电话到李的家中问候，并指示军委有关部门，一定要安排好其后事。中央军委刘华清、张震上将，撰文评价李聚奎：“功高德也高”，概括了这位“将圣”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