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当“小学生”

    1933年，由于党内李立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过“左”政策，导致一些上级机关不知道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工作和实际内容，只知道发布命令和决议，大大阻碍了中央苏区政府任务与计划执行。

    正是在此背景下，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于11月下旬长途跋涉，从江西瑞金来到闽西一个偏远的小山乡才溪进行第三次社会调查。此前，他曾于1930年6月、1932年6月两次深入才溪调查研究。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情况，毛泽东决定驻村调查。警卫员担心他太劳累了，建议道：“开了名单请有关人员来不是一样吗？”

    “不。”毛泽东耐心地说，“我们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有张良求师的精神。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那是一定做不好调查工作的。”

    深入红军公田检查生产、参加生产劳动、给衰坑改村名、推行群众医疗合作……正是凭着“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在调查中帮助群众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劳动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写下了《才溪乡调查》。这篇调查报告解决了革命环境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问题，充分调动了党内领导干部主动参与到实地调研、深入分析、系统总结经验和教训的积极性与热情。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强调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的工作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建立在才溪乡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并把这些正确的做法上升为政府的决策方针，为处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党的建设指明了出路。

       挥泪斩“马谡”

    1937年10月5日，延河边响起枪声。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恋爱不成，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

    黄克功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年仅26岁就已是身经百战、立过大功的红军团级干部。受害人刘茜当时16岁，以前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时是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后响应党的抗日号召来到延安，进入抗大第十五队学习。

    黄克功和刘茜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热恋，但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最终黄克功将刘茜杀害。

    悲剧发生后，黄克功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深知军法如山，就此事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很愤怒地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指示边区政府认真处理这一恶性事件，并亲自到抗大与学校领导研究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毛泽东说：“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不少青年学生向往延安。我们正处在从全国各地吸引爱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培养民族解放人才的时期，黄克功的所作所为，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最终，黄克功交给了人民公审。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大会进行公开审判。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和审判黄案的审判长雷经天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的决定。行刑前，雷经天宣读毛泽东10月10日写给自己的信。

    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

    黄克功被依法处决后，毛泽东多次提到过这件事，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3个月后，他又提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朱习文 吴义国 满一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