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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在抗战胜利的最初日子里
2015-05-23 09:54:31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湖南红色旅游网 【 】 浏览:389次 评论:0
  抗战光复,普天同庆,经历战乱回到长沙城的市民,争相去照相馆为他们胜利回城留影。此时长沙城内照相馆生意爆棚,而长沙人从贵州贵阳回到长沙城开办的摄影社“凯旋门”,成为长沙人胜利回城的代名词。
  文/任大猛  绘图/陈谷苗   摄影/徐晖铭 

  最近新闻报道称,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使全国人民广泛参与中央及各地区各部门举行的纪念活动,2015年9月3日全国放假1天。为方便公众安排假日期间生产生活,将作如下调休:9月3日至5日调休放假,共3天。

  70年前,当日本投降的消息四处传扬,当时的湖南和长沙,前前后后出现了怎样的情形呢——

  日军投降消息传来,

  浏阳商户情不自禁燃放万响长鞭炮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仿佛突如其来。

  1945年8月11日,湖南汉寿人易君左正在重庆一家餐厅吃晚饭,忽然有人冲进来冲食客们大声狂叫:“日本投降了!”餐厅外面,此时到处都是狂欢的声音。几乎与此同时,吃饭的食客们推翻了食桌,一齐向门外狂奔,菜馆的老板、老板娘子、伙计们,饭钱也不收了,什么都不管了,也跟着易君左这些食客们,一起跑出大门,只见门外的重庆街头人潮汹涌,在黯淡的街道灯光下,万头攒动,人们在高呼狂叫,闹成一片,像巨雷一样震响。

  几乎与易君左们狂欢的同时,通过收听广播电台,驻扎在湘西泸溪的中国军队十八军官兵通过收音机广播,证实了日本投降消息的准确性。立马同事与朋友间,人人见面互相握手,异口同声说道,“我们胜利了”,在泸溪县城内外,到处可以听到人们纵情高唱《洪波曲》。十八军军部当晚举行盛大晚宴,附近部队更将所有瞬间信管炮弹拉到房外,朝天施放,天黑以后这曳光弹在天空绽放出红、绿及白色的光彩,像一朵又一朵开满天空的礼花,照亮了地下官兵们满溢的欢乐。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吴相湘,家住长沙文运街楚怡小学旁,在前一年长沙沦陷后,吴相湘随部队前行,驻扎在浏阳县官渡乡,并在此创办湘北、鄂南、赣东惟一一份报纸《民治报》。他在后来刊发在报章上的文章中记录到:1945年8月11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到处传播,“我们正在湘北敌后以产制鞭炮著名的浏阳县境,商店住户都情不自禁燃放万响长鞭炮。在当地工作的美军更拿出所有彩色信号弹发射,高兴地说:‘以后再不要用这些东西了,快回家了。’”

  美军官兵想到他们几万里外的家,驻扎在湘东和湘西的国军官兵,尤其是家原本就在长沙城里的官兵,更是想马上插上翅膀,顿翼一飞就飞到沦陷一年多的湖南省城长沙去。

  张狂汉奸成人人喊打过街老鼠,少数日军饮酒纵火“最后疯狂”

  8月15日,日本天皇停战诏书向日本全国播送,宣告日本向同盟国投降。

  当天,长沙中山路街头即出现告示,令长沙城内各地下军在原地驻防待命,令日军在中国先遣军未进城时,维持城市秩序,等待接管。 

  这一铅印布告贴在中山路中山亭附近墙壁上后,不少长沙市民前往围观。但一湖北籍流氓宪兵便衣王某,竟当众拔出手枪,威胁百姓不许观看,并把布告扯烂。当天晚上,这个汉奸即被别动队用乱刀砍死 ,其尸块就抛在通泰街龙王宫火烧坪内。

  此时驻扎长沙城内的日军,以未接到上级投降令为由,仍死硬拒绝投降,不时肆其暴虐。长沙《大公报》经理部职员李秉秋得到日寇投降消息后,即在8月15日当天进入长沙城内,想去收拾被盗用出版的长沙《大公报》及一切设备,不料李秉秋刚走到大西门,即被日军枪杀。

  在这光明尚未彻底到来的混沌时刻,长沙城内各大小商家纷纷关门闭户,仅中午时分,马路旁可见一些米粉摊、油条档仍在营业,这些小摊贩早已不许赊欠,并声明不收伪币,只搞当场兑现。

  报载,此时的长沙城内,每到入夜,风声鹤唳,暗杀成风。死硬的汉奸伪军头目,不少悄悄收拾行装,想方设法从长沙城中开溜。

  到8月底,日军投降的消息已彻底明朗,少部分不甘失败的日军官兵从8月30日开始,将枪炮弹及重要军用品堆积于西湖桥至大西门沿河一线,焚烧达8小时以上,枪弹燃烧后的爆炸声,声闻百里,附近民房亦被牵连炸毁数十栋,伤害未及逃躲人民十余人。日军也将黄土岭日军仓库中的汽车轮胎点燃,浓烟熏黑了半个长沙城上空。 

  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日本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和日本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参加了这一仪式。

  消息很快传到长沙城内,中山西路福星门外河中,投水自杀的日本官兵达14人。这些日本鬼子驾着小艇,载着酒肴,划船至中流,痛饮狂醉,然后自投于江中,实施其所谓武士道精神的“最后疯狂”,而一般日军则威风尽失,不少人成群结队将军用品、日常生活用品,摆放在长沙城市街道路边,威风尽失地做起街头小贩来。

  中国军队收复长沙城,迎接官兵的是笑声和鞭炮声,治安立马转好

  8月11日,日军投降消息经广播电台及报纸传出后,从第二天开始,陆续有第九战区薛岳所部的第99师派出的政治部人员等前往长沙城内,与驻长沙日军接洽受降。但蒋介石最终决定派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赴江西南昌受降,湖南长(沙)衡(阳)区受降仪式由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主持。

  1945年9月6日中午,长沙上空出现标有中国军队徽记的数架飞机,低空隆隆绕城三匝而过。随后,一支从河西渡江,经金盆岭,由十余辆汽车组成的中国军队车队,从南门口进城,并缓缓穿城而过,此时,黄兴路两旁商店和住户自发点燃鞭炮,长沙市民们发出的笑声和鞭炮声,喜气和响亮。车队中,一位穿黄呢军装指挥官不时向市民点头和举手答礼。此人为118师师长戴朴。

  其时被任命为具体负责长沙防务的第十八军军部刚行进到距长沙城区35公里的油草铺,35军军长胡琏原拟派军容较为整齐的11师先行进入长沙城,并举行入城式,不料却被118师抢了先。十八军军长胡琏大怒,令118师师长戴朴率部队向长沙以东黄花市行进,后来戴朴也因不听指挥,率先抢功进入长沙城,而被免去师长职务。

  胡琏军部于第二天中午才过望城坡,在郊外受到城郊百姓热烈欢迎,在进城的公路两旁,人山人海,鞭炮不断,往长沙城中进发的中国官兵,全部下马步行,接受人民的欢迎。自中国军队进入长沙城区后,混乱的长沙治安立马转好。1945年9月15日,王耀武以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身份在岳麓山下湖大科学楼礼堂正式接受侵湘日军中将坂西一良的投降。一个新的长沙城,再一次从瓦砾废墟中开始艰难的重建。

 

  凯旋返乡路漫漫

  潘基石质指挥日军修公路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抗战胜利,河山光复,因战争而流徙在外的长沙人,挈妇将雏,只恨不能插上一对翅膀飞回长沙城,从此与故园庐墓相伴终老,永不分离。

  所以当日军投降消息传出后,在湘南蓝田、湘西泸溪及贵州贵阳等长沙人流徙聚集之地,很快就见到不少长沙人抛售手中的一切物品,只愿能买到几张车票,带着全家,回到被战火摧残中的长沙。

  可惜,因战争时期,湖南道路采取化路为田的破坏措施,原本并不太远的路途变得迢遥,加之长途客车,车况极差,动不动就在路上抛锚,使回家的路变得更加艰难。

  最先进入长沙城的官兵,无不以骑马为主,其次则是扶老携幼,从较近的浏阳等地步行而归的百姓。最后不少人都已归家了,那些坐在票价昂贵的木炭车上的人们,仍然颠簸在公路上。直到1945年11月后,从重庆坐汽车经湘西到达长沙,仍需经过18天以上。

  在抗战前,湖南省公路通车里程居全国第一位,但因湖南抗战时间最久,战斗最艰苦,到日寇投降,河山光复之初,湖南公路保持完整者,仅剩沅(陵)晃(新晃)段和沅(陵)茶(洞)段两段公路,其余各段公路无不因抗战而被破坏,道路千疮百孔。日寇投降后,恢复湖南省境内长衡、长岳、长宁等主要公路成为当务之急,从1945年10月起,政府征用日俘开始修筑上述三条公路。

  前几年刚去世的潘基石质老人,在当年即负责指挥及督促投降日军修复长宁公路(从益阳桃花仑至长沙望城坡)之平安湾(K948)至警马桥(K952)总计为20公里长的一段公路,并成为长宁公路最早完成筑路任务者。

  以上数条公路均在1945年12月前修补完成,大大提高了当时的公路运输水平。

  陈伯勋资助安化难民踏浪回星城

  陈伯勋是长沙原北区政协委员、曾任长沙盲聋哑学校校长。在民国时期,一直生活在长沙原北区的陈伯勋,就以热心公益闻名于世。

  在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中,陈伯勋追随长潭自卫区司令、原长沙市公安局局长邓如灿领导的杂牌部队,退守长沙河西卯塘,坚持抗战救亡工作。后陈伯勋被调驻后方,办理通讯联络。1945年8月日军投降,长沙光复,陈伯勋发现在偏僻的安化地区,竟聚集有大量从长沙“躲兵”的难胞,他们的生活已陷入困顿中。陈伯勋立马联络熊扩陶、柳赠春、陈士棻等先生,发起组织长郡救济会,为难胞服务,同时组织和主持安化桥市难民救济办事处,并获得安化桥头市萧翊屏乡长、湖南教育界前辈熊梦飞、曹典球、陈大榕等校长的支持,主动救济及资助9450余位长沙人坐上返回长沙城的十余艘木帆船中返乡。不过,当年从水路返回长沙路途仍然十分艰辛,因返城之际正值秋冬,滩干水浅,从安化到长沙,舟行竟达十日之久。陈伯勋本人因此次护送难胞回长沙,当年获得长沙市民赞扬,他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长沙文史资料》中却对此善举从来不提。 

  长沙虽伴湘江而居,但在艰苦抗战时期,湘江船家出于爱国,主动将船只凿沉,免资敌用。而在1937年即将建成的长沙西湖桥口湘江大铁桥,也因抗战爆发,炸沉在湘江之中,直到1945年,该铁桥,仍横阻湘江,阻滞航运。赵恒惕在全国光复后回湘,看到湘江铁桥被破坏且阻碍交通,他呼吁现在已进入中国建设新时期,这座阻碍湘江航运的湘江大铁桥应当迅速清理,以恢复湘江原有的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盛景。

  “火车”?“轨道汽车”?载我回故乡

  在抗战时期,大量长沙人滞留贵阳,当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日军投降后衡阳到武昌已开通火车,于是一些人费尽千辛万苦从贵阳赶到衡阳,想从衡阳坐火车回长沙。火车站方面却告知,火车每公里票价达10元,从衡阳到长沙需1930元。且每天规定只准搭客100人。赶到火车站后,人们才看到所谓“火车”,并非用火车机头牵引,而是由一辆去掉轮胎的汽车,拖着两个无篷的火车车厢在铁轨上行驶。在从衡阳回长沙路上,“火车”行过满目疮痍的粤汉线,到处是被破坏的桥梁,最后只能以树木暂时代替桥梁。从衡阳到长沙,路途可谓不长,但坐在这样的“轨道汽车”上却行驶一天半才勉强到达小吴门。即使是这样的“火车”,在当年仍然一票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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