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罢“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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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１９６０年秋天吧，其时我在广东省委《上游》杂志社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常常跟着省委领导同志下去，从领导的言谈和下面的情况找文章的题目。这回是我先去花县，在城郊的一个生产队呆了几天，和社员们“三同”，了解群众的思想和生产情况。将近黄昏的时候，省委书记陶铸同志来了，按例让人打电话叫我到县委会去。我向他汇报了当时农村生产、生活的一些很不美妙的情况：公共食堂在勉强维持着，社员反映大队干部晚上用食堂的油粮宵夜，队干部光吹哨子叫农民下地自己却转转悠悠，因此社员们干活也无精打采。……刚反“右倾机会主义”不久，我这番话够“右倾”的。但是，在陶铸面前，我敢说。我现在记得的印象是，陶铸听了这番话后，对自己提倡不收粮票放开肚皮吃饭之类又自责了一番，对干部的脱离群众相当恼火。 不知是不是我这番话的关系，第二天早上，我们起来吃早餐的时候，就发生了我要说的罢“宴”事件。 陶铸要求自己严格，地、县委的领导当然早就知道，不敢给他摆大盘大碗的筵席。这回的早餐，是一盘肉包子和白粥。在今天看来，简直可以称得上“菲薄”二字。可是，陶铸却生气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给我们吃这个！”说罢，拂袖而走。 这一来，弄得县委的同志十分尴尬，向秘书老丁“诉苦”！“我们又没有准备什么，领导同志来，怎样难也得让大伙吃饱呀！怎么办呢？”并要我们把早餐吃掉。陶铸都罢吃，我们尽管确实很缺油水，馋得厉害，却谁也不敢碰它们一碰。老丁给县委同志出了个主意，弄点杂粮来。于是，我们同陶铸一起，吃了一顿红薯、芋头，矛盾才算解决。 １９６６年“文革”那时，陶铸也没少到北京沙滩大院食堂同大伙一起吃便饭。那时我已被“揪”了出来。也许他还不知道，仍然握着我的手问这问那。不久，他也被“揪”了出来。记得批斗他时，其中一条“罪状”就是“伪君子”之类，意思是他“这一套”都是假的。这当然是诬蔑不实之词。江青和她豢养的大批判家们哪怕表演一次假的如何？ 三年困难时确实很困难，经历过来的我辈都十分了解。但是，之所以那样快缓过气来，应当说，除了政策对头，许许多多领导干部带头吃苦度荒，像陶铸这种罢“宴”精神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相反，如果老百姓在挨俄，而当领导的却在那里“酒肉臭”，事情将会如何，也不难想象。因此，我以为，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是共产党员正正派派地做人，而关键的关键又是领导同志要比一般同志更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弟家人。前一段流行着一首民谣，其中三句是：“乡里干部忙于赌博，县里干部忙于吃喝，省里干部忙于出国。”假如都能像陶铸那样在盛宴面前拂袖而走，“忙于吃喝”的干部肯定得赶快收摊。可惜，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全面评价陶铸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无论如何，罢“宴”这一招是值得学习的、值得提倡的。特别是现在，人们都在对党风议论纷纷的时候。 陶铸吃饭时因菜肴太丰盛而生气的事情，我经历过不止一次；花县这次，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编陶铸同志回忆录的同志不止一次要我写点什么，我老觉得，那时的一名小兵，实在够不上写这类文字的资格。但是，这一件事，我却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人民日报1988.0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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