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5月11日，涂作潮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郭公渡一个十分贫寒的家庭。快满14岁时，遵照母亲的吩咐，少年涂作潮到了已出嫁的二姐涂细贞家，跟随姐夫杨子林学做木匠活，不到一个月，由于干活时不得要领，他挨了姐夫的打，于是愤然回到家中。在家中寒居一年后，已皈依基督教的大哥涂福生将涂作潮带到长沙，跟他学木工活。


　　1920年前后，正当少年涂作潮走向青年之时，长沙出现了工人阶级的进步组织“湖南劳工会”。1921年1月，年轻的涂作潮参加了劳工会，领了枚铜牌会员证，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劳工会的书刊，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他还进了工会办的长沙建筑工人夜校学习，并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

　　这年5月，为反对“蒋锡荣木行”老板肆意剥削工人，该行的工人愤而举行罢工，长沙其他店、行的工人也纷纷响应，形成泥木行业总罢工。涂作潮积极参与了罢工的组织工作，沏茶倒水、迎来送往，忙个不停。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泥、木工人的工资也获得了提高，涂作潮却因为积极参加罢工，被资本家解雇，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但是沉浸在斗争胜利喜悦中的涂作潮却毫不后悔，觉得第一次尝到了工人阶级如果想翻身、得解放，就只有团结起来向资本家斗争的甜头。多年之后，涂作潮才知道这次罢工是我党成功领导下的一次长沙泥木工人总罢工。

　　1924年初，涂作潮告别故乡来到了上海恒丰纱厂当替工，有机会进入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并有机会靠近党和党的事业。同年初，我党为配合杨树浦区的工人运动，开办了工人夜校，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走进了工人夜校。涂作潮看到招生广告后即前去报名，无意中走向了党的队伍。接待涂作潮的是蔡和森的继兄蔡林蒸，也是湖南人。在交谈中，蔡林蒸问道：“你相信共产主义吗?”涂作潮回答：“相信！”接着蔡又告诉他，“相信共产主义还不够，还有共产党呢！”涂作潮热切地说：“我不知道哪里有共产党，我找他去!”一个月之后，李立三找他谈了话，向他解释了共产党的性质等有关党的知识，并审查了其家庭和历史情况。最后，由蔡林蒸、林仲丹(即林育英)二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1日，中国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涂作潮受党组织派遣，以恒丰纱厂工人代表的名义，前去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宣告全国总工会成立，并加入赤色职工国际。

赴苏留学与参加六大

　　“五卅”运动之后，党组织决定派一批已经暴露的同志到苏联去学习，涂作潮也被选中。

　　涂作潮在东方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是在中共旅莫支部。不久，苏共“东大”党委宣布取消中共旅莫支部，涂作潮担心这样会失去中国党的领导，为此曾痛哭了一场，还同几个同志一起去找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蔡和森提意见。蔡和森向他们作了解释，劝他们尊重上级的决定。后来他便服从组织的决定，暂时加入苏联共产党。涂作潮在来莫斯科的志愿书上写着：“愿受锻炼，学习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将来应付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促进迅速成功。这就是我的志愿。”

　　1928年6至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作为东方大学的代表，到会旁听，并担任会议庶务科庶务员。庶务科负责会议的卫生、交通、供给、会场布置以及其他生活招待事项，主任由胡秉琼担任，庶务员仅3名。6月18日的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大会各委员会的组织问题，涂作潮名列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6月22日，会议讨论了各省关于调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生参加大会并于会后回各省工作的请求，决定湖南、湖北各调给3人，调给湖南的是涂作潮、左镇南、汪廷观，其他各省一律不准，以保证大会秘密不致泄漏。参加“六大”期间，周恩来在听了涂作潮的身世后，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称他为“木匠”，此后“木匠”便成了他从事隐蔽工作的代号，也成了他终身的别名。

　　中共“六大”结束前夕，中共代表团指示涂作潮改学国内革命工作亟需的通讯专业。张国焘代表组织同他谈话，说：“现在国内红军急需的是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战斗中，一个团的单位，由于通信联络不上，常常不能完成战斗任务，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组织上不同意你学习爆破技术，你改学无线电吧！”周恩来也同涂作潮谈了话，对他说：“去学通讯，用心点。部队等着用人，我们没有人，没有掌握技术，部队缺乏联络。”于是涂作潮放弃了自己喜爱的专业，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要求。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研究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在苏培训10名无线电人员的方案。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涂作潮均以首选列入。根据这一决议，是年11月6日，东方大学作出了将涂作潮姓名从所有的名册上去掉，停止供给，派往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的调令。其实，涂作潮等4人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由于当时奉调学习无线电通讯属绝密，校方在调令中不便写明。东方大学给涂作潮的鉴定是：政治思想可靠、组织纪律性很强。在回国后宣推荐工作一栏的荐语是：宣传工作，不低于省一级。

　　1928年底，涂作潮和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宋濂、谭献犹、刘希吾等4人前往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在校期间，涂作潮学习了放狗、放鸽、有线通讯、无线通讯、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木工和锻工技术等。在学习无线电通讯时，由于他以前曾患过脑膜炎，脑子不太好使，收报速度无法适应教学要求，别人能每分钟收100个字，他自己连30个都办不到。有鉴于此，在教员的劝告下，他决定主攻机务，加紧学习电台修理。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学习，1929年10月，他奉命前往远东刘伯承组织的“共产国际远东支队”当机务员；此后，又一度在海参崴的“契卡”电台学习；数周后秘密回国，取道营口，再度来到了上海。

参与创建我党无线电事业

　　到上海后，涂作潮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工作，其直接负责人是李强，间接负责人是顾顺章，主要从事无线电通讯技术工作。

　　1929年冬，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由李强装配出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的第一部电台。1930年初，涂作潮抵达上海后，即在李强的领导下参与了这部电台的开通和改进工作。他们平时就住在蔡绍敦开设的霓虹灯厂楼上。在这里，涂作潮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然后想方设法地弄来可供装配电台所需的无线电器材、工具、零件，呕心沥血，反复琢磨，夜以继日地苦干，经过无数次失败和试验，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

　　1930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举办一个训练班，为苏区和红军培训无线电干部，地址就选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391弄(四成里) 12号，对外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名为掩护。

　　1931年初，涂作潮还担负了一次鲜为人知的特殊使命，那就是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南昌同国民党谈判释放张辉瓒事宣。当时中央苏区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活捉了国民党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这使国民党上下大为惊恐。蒋介石和张辉瓒的家属都企图保住张辉瓒的性命，遂派出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王信一前往上海，通过上海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关系，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去南昌同国民党商谈放张事宣。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初步条件是：只要不杀张辉瓒，张手下的朱耀华旅可以五条件投降红军，另送弹药及医药用品等若干；如果张辉瓒愿意留在红军中也行。党中央于是派出涂作潮和李翔梧前往南昌。他们两人同王信一一起乘国民党的水上飞机到了九江，然后坐火车转至南昌。到达南昌后，王信一对他俩招待得颇为殷勤。然而，这天下午当他俩买到一张报纸后，不禁大吃一惊，报上登载了一则消息：张辉瓒已被枪决，其人头放在门板上顺水漂到了吉安。看来是由于在上海的党中央同中央苏区通讯不畅，苏区红军不知道中央的谈判计划，以致于行动失调。这样一来，同国民党的谈判就无从谈起，他俩的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看完报纸后，两人立即决定离开旅馆，撤回上海。他们步行到离南昌30多里处的魏岗村，取得了一个叫魏朝鹏的商人的同情和帮助。在魏家躲了一个月左右后，他们又经魏朝鹏护送经景德镇、祁门、黟县、清江等地，于1931年2月安全回到了上海。

战斗在中央苏区

　　不久，党中央决定派曾三、伍云甫和涂作潮3人一起到中央苏区去工作。1931年3月，他们乘法国邮船到了香港，从香港坐火轮到汕头，再经福建三河坝、永定、长汀，最后到达江西兴国东固的坳上，被分配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

　　原来，中央红军在1930年底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曾缴获了一部半电台(其中一部电台只有收报机，无发报机)，而随同这一部半电台的原国民党军队的10名报务人员也一并被“解放”过来加入了红军，这就有了建立红军无线电通讯的“种子”，奠定了创办红色电台的基础，并由此诞生了红军无线电大队。涂作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上级派来加强苏区通讯技术力量的。

　　从4月起，涂作潮开始在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当电台机务员，很快就成为电台的主要技术骨干。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对电台十分重视，朱德总司令、郭化若代理参谋长、左权参谋处长、杨立三副官长等都常到电台了解敌军动态，以便准确指挥红军作战。一天，左权来找他，说：“电话队里出了一些问题，你在苏联学过有线通讯，你去看看怎么回事。”涂作潮到电话队后，经过几天的分析，发现是因为队里的一个来自旧军队的广东人在捣鬼。他没有认真教学员学技术，导致了学员业务水平低，因此工作起来就常出问题。找到问题的症结后，涂作潮向左权作了汇报，并着手给学员讲了两次业务课，详尽地对他们讲解了电话机的内部结构以及故障的排除方法等，还画了几幅草图，帮助他们理解和记忆。此后，电话队由于业务技能的普遍提高，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整顿，通讯工作很快转入了正常。1931年12月宁都起义期间，一天深夜，中革军委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的消息，然而偏偏这时电台出了故障，无法同前方取得联系。涂作潮闻讯赶来，很快干净利索地排除了故障，但当他去叫报务员起床工作时，大家却不相信电台已经修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无奈，他只好自己暂时充当报务员，打起手键呼叫，顺利地同前线联系上了。再去叫报务员起床工作，他们仍不起来，涂作潮急了，严肃地说：“对方已经回答了，再不起来工作的话，后果由你们负。”此事传开后，使大家感到十分惊奇，对他过硬的业务素质深感折服。

　　电台成立之初没有台长，仅设有政委一名，由冯文彬担任。冯文彬调到总部特务营当政委后，上级便任命涂作潮为电台政委。能当上领导，这对一般人来说本是件求之不得的事，但涂作潮却不这样想。他当上政委后，继续干着机务员的工作，且事无巨细，都要关心，甚至帮挑夫挑笨重的担子行军，有时一天工作达20多小时。这样一来，他的技术工作便同领导工作发生了冲突，面对这一矛盾，他毅然选择了技术工作，而主动辞去了政委的职务。

　　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涂作潮和红军司令部无线电总队的同志们一起为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31年7月，红军总司令部驻在建宁时，一天收到了一封来自苏区中央局的电报，由于天气不好，装备又差，信号收听不清，只记下零零星星的几个字码。根据这些字码，涂作潮等人推断出电报的内容大意是：蒋介石准备第三次“围剿”红军的战斗快要开始，红军应在3天内由福建返回江西兴国高兴圩集结待命。总司令部接到命令后，便率领红军出其不意地兼程回师江西，及时投入战斗，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1931年11月，红军无线电总队回到了瑞金。一天，总队领导王诤对涂作潮说：“红军中现在的收发报机不少了，有的需要修理，有的需要改装，我看你就在后方负责这一工作吧。”不久，军委下令成立无线电通信材料处，任命涂作潮为主任。当时，全处仅有六七个人，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起子。但在很短的时间里，材料处就在涂作潮的带动下，凭着双手修理了好几台收发报机和一些充电机，还把缴获的一台国民党“交通兵团”造的收发报机改装为“哈特莱”式。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涂作潮还用从上海秘密运来的无线电零件为赣东北苏区装配了一部50瓦电台，使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建立了电讯联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时，上级叫涂作潮为会场装上电灯。在30年代的农村，电灯还是个罕见的新鲜玩意，极少有人见过，苏区又没有发电厂。涂作潮知难而上，设法解决这一难题，除为会场装上几盏32瓦的灯泡外，还在会场外的代表活动区域安装了几串12瓦的小灯泡。没有发电厂，他就同其他同志一起把材料处的那部直流充电机拉到会场下面的地窖里，发电后向会场供电。

　　1932年夏，材料处改为中革军委通信材料厂，涂作潮改任厂长。材料厂比材料处时的人员多，除了增加一个通信班的战士外，还增加了不少技术工人和学生。主要设备有普通4尺皮带车床一部，台钳两三部，摇钻一台，2.5马力发动机一部等。材料厂当时除了修理收发报机外，兼做电源插头、蓄电池、活塞涨圈、齿轮等，并能做落地就响的手榴弹，还改装成功一台手摇发电机。有一次，红军派人从香港买来的两部高压发电机的齿轮坏了，无法发电，换齿轮吧，红军又没有铣床，无法铣齿轮。对此，涂作潮大胆提出用车床代替铣床，但当时厂里技术最好的工人包松林不敢动手，怕做不好。身为厂长的涂作潮和政委朱邦英都感到有必要一试，如果齿轮铣不出来的话，高压发电机就只能报废。于是，他俩就反复研究，把齿轮的数目、大小和间距计算好后，再让车工用车床去铣，结果一次就把齿轮加工好了。

　　培养红军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训练班，很快由一个发展为几个，后来又发展为一个通讯学校。1933年，在瑞金红军通讯学校的学员已扩增到1000多人，分设无线电通讯、电话通讯、旗语通信和司号通信等专业。还由涂作潮负责开办了一个机务人员训练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任红军通讯材料厂厂长的涂作潮，因患有恶性疟疾，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随项英、陈毅率领的后方部队转移。在会昌的梓坑，红军卫生部的王立中用最后一支六O六针剂救活了涂作潮。稍后，涂作潮在一次同长征红军进行无线电联系时，与大部队失散了，便跟随湘粤赣游击队一起行动。1935年春节前后，经几次短兵相接的遭遇战后，湘粤赣游击队同项、陈主力部队逐渐拉开了距离。在寻坞附近，湘粤赣游击司令蔡会文、副司令范树德根据中央军委撤退时的要求，命令通讯材料厂毁掉器材，并安排涂作潮到2000多公里以外的湘西去找贺龙的红二军团。由此，涂作潮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漫漫征程。涂作潮在1935年的4月，只身徒步、乘车、乘船，途经6个省，辗转5000多公里，终于到达上海。

在西安事变中

　　1936年夏，为加强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迫切需要沟通延安同西安的通讯联系。为此，周恩来曾两次署名发电，令上海地下党设法使“涂木匠6月12日随董(健吾)牧师等到达西安”，于“7月20日进入苏区(延安)”。但直到9月，这一命令才通过蔡叔厚传到涂作潮手里。

　　9月的一天，蔡叔厚告诉涂作潮，说有熟人找，然后给了他一封介绍信和40元钱，让他到西安去我党组织，信封上写着：“刘多荃师长(张学良所部)收”。于是，涂作潮于 1936年中秋节前后，来到了西安，住在东大街的西京饭店，化名蒋贵庭。随后，党派到张学良身边负责红军同东北军高层联系的刘鼎与他接上了关系。刘鼎叫他装一台能同延安通报、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他立即动手，先是用15块大洋买来一台日本收音机，再用了两天时间就将其改装成一部5瓦“哈特莱”式电台。两天后，刘鼎告诉他，和延安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内干扰大，声音小，在市外声音则大一些。接着，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这部电台小巧灵便，便于保密和机动，可避开国民党当局分区停电的测向侦察。

　　鉴于涂作潮精湛的技术和坚定的党性，在延安的党中央曾在这年的9月至11月间，几度电令涂作潮从西安前往延安，参与中央的电讯工作。但刘鼎深感涂作潮在西安责任重大，因而几度“抗旨”。10月12日，刘鼎电告中央说“目前(木匠)尚不能来苏区。只待此地的小家伙造好，交坤儿 (彭绍坤)，即可来家(延安)做事……”10月14日，毛泽东亲自电告刘鼎“……木匠工作如完毕，望告来苏区(延安)一行……”11月1日，叶剑英、刘鼎再次“抗旨”，理由是“木匠此间工作未完，要留(西安)较长时间”。11月 15日，刘鼎又报告中央“(木匠)目前尚不能来……如木匠不来而对家中无技术质量的损害，可留在我处，我有多方用途”。

　　“西安事变”前夕，上级需装配一台能和全国通报，功率达100瓦的电台。涂作潮从刘鼎那里受领任务后，即冒险上街采办零件。没有合适的变压器，他就根据电台功率的需要，计算出变压器铁芯的面积，再根据铁芯的面积，计算出线圈的匝数，然后亲自动手绕制变压器。当时西安买不到 866型号的水银真空管，他便设法用4只80型号的真空管来代替。其余的211型号真空管、滤波器、虑波扼线圈、天线、安培表等零件在西安买不到，他便开好单子，由刘鼎派人乘飞机到上海去买。“西安事变”前3天，他奉命搬进了张学良的公馆，在那里继续装配电台。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5天，涂作潮在张学良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身穿一套干净整洁的黑色中山装，一见到他，便招呼道：“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涂作潮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只是简单地重复着说：  “你好!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摸着自己的胡子说：“喂!木匠，你看我的胡子这样长了，你有刮脸刀吗?”他回答说：“有，只是不太快了。”周恩来于是拿起涂作潮的剃刀，刮掉他蓄了六七年之久的大胡子，然后容光焕发地走出张公馆，同蒋介石谈判去了。

　　不久，刘鼎派人用卡车把涂作潮和那部100瓦的电台从张公馆搬出来，移到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出门时，有人照了张相片，这张照片便成了我军通信发展史上珍贵的历史见证。在七贤庄，他见到了李克农、曾三、伍云甫等同志。那部100瓦的电台重新装配好后，便交由办事处的领导使用，通讯效果很好，为我党代表团在西安事变中的折冲樽俎，以及沟通同，延安的联络，向全国通报红军的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后期，涂作潮随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部分人员，乘卡车撤退到云阳红军总参谋部。在云阳，他见到了叶剑英，并在这里再度施展了一次不凡的身手。当时红军总参谋部正焦急地与我党驻西安办事处的电台联系，但报务员却怎么也叫不通。在这紧急的关头，涂作潮捡起了多年没摸的报务技术，叫报务员给他发报用的手键，结果叫通了办事处的电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秘密工作战线的重要负责人李克农等便立即开始考虑恢复上海地下电台的大事。 1937年元旦前夕，李克农把涂作潮找去谈话，交待说：“你回上海工作吧。你对上海熟悉。”然后对在场的潘汉年说：“老涂交给你了，小开。到上海恢复电台工作有几个问题：关于老涂提出的设法开个店掩护工作的意见，我们同意；第二，他还没结婚，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三，明天老涂先走，小开你把地址告诉老涂。”临到涂作潮起程赴沪之际，周恩来交给他一支自来水笔，还告诉他这支自来水笔中藏有一封给张学良的信，要他到上海后，过一个星期把它交给潘汉年，然后由潘汉年转交给张学良。

让红色电波永不消失

　　到达上海后，涂作潮仍以蒋贵庭为名，住进了新闸路旅馆。一周后，他找到潘汉年，把装有密信的自来水笔交给了潘，并向其报到。这是涂作潮第四次到上海，从此便在潘汉年领导下筹建和恢复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不久，他根据潘汉年的指示，在新闸路成都路某弄的一家裁缝店里，租了一间亭子间，过起了单身汉的生活。在此期间，王少春曾带来一个江西籍的报务员田保洪，并告诉涂上海地下党有一部电台，但因出了毛病，无法同延安联系上。涂作潮按照通知到了拉都路、拉费德路田保洪、丘尔斯(德国人)的住处见到了那部无线电台。田保洪交给他的那台不能发报的机器，经过涂作潮两天时间的改装，再次开始正常工作，上海地下党同延安党中央又恢复了联系。

　　过了一段时间后，潘汉年派人来让他租个门面，开个修理无线电的店铺，一来便于储存些无线电零件和器材，二是有个职业掩护。于是，他就在赫脱路572号租到了一个门面，准备开公司营业。但考虑到自己以前从未搞过超外差式收音机的修理，所以迟迟不敢挂出店铺的招牌。后来，他就从上级发给的生活费中省下一笔钱，买了一台旧收音机，学习超外差式收音机的拆装和修理，这部机子后来卖给了德国医生黑斯。这样一来，他的名声传了出去，有送收音机来修的，也有同行来交流的，涂作潮便利用这些机会，拜他们为师，学习超外差式收音机的修理，不久便对外挂出了“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的招牌。

　　公司开业后，涂作潮便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了。他除经常同党组织派来的人联系接头外，还要善于应付上海三教九流的人物，如巡捕、地痞流氓、业务往来人员等。为了不暴露身份，同时便于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以前在上海学到的社会经验，巧妙地周旋于各色各样的人员之间，暗中则为党工作。在他刚刚搬进店铺的第二天，便来了一个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宋金朝，要向他借前楼居住，并声明只要低价，可以交个朋友，保证不找他的麻烦。涂作潮考虑到来者不善，不便得罪，不借不行，于是装着慷慨的样子答应了。此后，他便有意识地同宋金朝交上了朋友，并通过此人又同一些巡捕有了交往，这样一来，地痞流氓怕巡捕，就不敢找他的麻烦。而涂作潮则利用巡捕值班上岗的机会，毫不费力地把需要修的电台接进来，然后把修好的电台安全地送出去。有一次，一个经常同他一起玩牌的米店老板对他说：“你像共产党。”涂作潮听了之后暗暗吃惊，但仍不露声色，若无其事地问他：“像在哪里呢?”他说：“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你多问少说；你没有老婆、孩子。我还要查你的收支情况呢。”听罢，涂从容回答：“房子我租出了一半，我做了二房东，租金两两相抵还有点剩余。至于老婆问题嘛，请你帮助介绍一个。”并回敬道：“我看你才有点像共产党哩!”吓得米店老板连连摆手告饶。有了这次经历后，涂作潮便更加注意，言谈格外留心，进出时留意有无异常，生活上则寻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1937年4月潘汉年走后，涂作潮改由刘少文、王少春领导。6月，王少春叫他到卡得路卡得旅馆去见刚从延安派来的报务员李白(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要人物李侠的原型)。李白后来被安排在法租界的黄陂南路单惠民医生诊所里负责党的秘密电讯工作，那里开设的100瓦电台也是由涂作潮装配的。1939年冬，王少春走后，涂作潮的上级改为龚饮冰。龚饮冰要求他停办“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同李白合作，并教李装修电台，使之成为一个能发能修的全能无线电报务员。涂作潮将“恒利”卖掉后，便同李白一起在威海卫路333号租了两间店面，办起了“福声无线电公司”。和李白住在一起后，他使用的电台就设在公司门店楼上，电台也是涂作潮装配的，开始功率仅7.5瓦，虽能同延安联系上，但声音小，后来涂作潮又将它改装为10瓦的功率，声音就大多了，较好地保障了我党秘密电讯联络的通畅。

　　李白对机务知识的学习十分用功，在涂作潮的指导下，进步很快，过了两三个月，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成为一名全能地下报务员。1941年春末，“福声无线电公司”的学徒顾根生逃跑，给涂作潮、李白等秘密工作人员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有鉴于此，这年秋天，涂作潮向龚饮冰提议，既然李白的技术已学好了，有必要“分家”，以免出事时被敌人一网打尽。因此，“福声无线电公司”便被卖了出去，涂作潮则另找地方再开一家无线电公司。

　　1941年冬，涂作潮离开“福声”，在新闸路1520号租了一间房子，开起了“闻远无线电公司”。不久，日军进驻租界，秘密工作变得更加危险。日军统治上海，手段十分阴险狡猾，经常在马路上拦住过往车辆，进行“突击搜查”。涂作潮摸出了一条规律，日军一般不搜查带工具外出的人。因此外出时，他总背着工具袋，身上放一二十元钱，万一遇到搜查的话，就塞给他们一些钱，便可化险为夷。1942年中秋节前后的一天中午，涂作潮正在修理收音机时，突然接到地下党派人送来的紧急通知：李白被日本人逮捕了。

　　尽管日军用无线电测向器、分区停电等手段查获了李白的电台，但却未能掌握李白使用电台用途的证据。因为涂作潮装配的收报机十分巧妙，收报机采用并联再生的方法，用两根铅笔那样粗细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屏极上，另一头套在振荡管的铝帽上，再加上把电位器改成人工控制音量后，便能收到外来的信号；一旦取走这个线圈的话，信号就会立即消失，收报机就变得同普通收音机无异。李白在日本特务破门而入的几秒钟内，扯掉了两根临时焊接的小线圈，把它们拉直、揉乱，丢在一边，这样他的收报机又成了收音机。因而在被捕后，日本电讯专家查不出李白用的电台为什么没有收报装置，而仅一个发报装置却不能定李白有“罪”，涂作潮的收报机就这样骗过了日本专家的眼睛。李白被捕后，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他始终忠贞不渝，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个生意人，在夜里收听行情，日军无可奈何，最终只好将他放出监狱。

到解放区去

　　得知李白被捕的消息后，涂作潮当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和交通员刘老头(即何孟雄的堂兄何健础)，并嘱咐他们要格外小心。自己则白天躲在店里蹲着，晚上躲出去住，有时睡在朋友家，有时露宿在赫脱花园里。过了一个星期后，他得到上级的通知，其组织关系已转给江苏省委。省委指示，要他马上撤出上海，到新四军中去。

　　1942年秋的一天，涂作潮接到江苏省委的通知，将有交通员来接他到新四军去，接头暗号是“你先来了，我们一块走走”。临行前，他才告诉已结婚几年的妻子张小梅：“我的真名字是涂作潮，不是蒋贵庭。如果我以后回不来了，如果那时候又是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去找党询问我的下落。”

　　考虑到李白刚被捕，敌人可能加强对交通要道的检查，为谨慎起见，涂作潮决定步行走出上海后再乘火车。在真如火车站，一个凶狠的日本人拦住了他，并进行了搜查。他沉着地回答了敌人的提问，并出示了回乡证，顺利通过盘查，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第二天清晨，到南京火车站后，他见到了交通员和前来迎接他的王耀三，但是他们都装成互不相识的样子，不打招呼，保持一段距离，默默地走到下关码头，坐上了去六合的船。他们到达六合后，再经居镇，步行到达泥皮湾，江苏省委机关当时就设在那里。

　　1943年元旦，党组织任命涂作潮为新四军军部电台的机务主任。到任后，他把和延安通讯的电台进行了改装，使电台通讯效果大为改善；后来，又完全用手工修好了一台手摇发电机的整流器，使这部机器得以重新使用。不久，江苏省委派人把他的夫人和孩子也营救出上海送到他身边，使他全家在解放区重获团圆。这年秋，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告知他，组织上决定调他赴延安工作。于是，涂作潮夫妇加上3个孩子，步行到泗阳，再跨越陇海铁路，进入山东解放区；然后在党组织帮助下，由烟台乘船至天津，再经北平、太原、忻县等地，终于1944年7月抵达陕北；旋即在延安被分配在中央军委三局工作，受任为三局材料厂厂长。其间，他除具体负责军委通讯器材的装配、维修等技术保障工作，还受命主持了三局高级机务人员培训班的开办，以加速培养通讯业务技术人才，为党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提供必要的通讯条件保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很快又将中国推入内战的渊薮。1946年9、10月间，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晋察冀解放区重镇张家口的进攻，人民军队撤出张垣前夕，涂作潮被急召至张家口，受领了落实紧急拆运4000瓦大电台的任务。接受任务后，涂作潮与三局另一干部王名震披星戴月赶赴张垣，组织人员，终于圆满完成了拆运任务。此项设备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在传播、宣传中共中央声音、挫败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完成任务后，涂作潮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不分昼夜赶路回延安，不想途中又患了痢疾。幸亏靠老乡的土方他才免于一死，但回到延安后，很快又随军委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

　　1948年春，涂作潮随军委机关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这时已是人民解放战争节节奏凯的胜利前夜了。1948年年底，涂作潮调出军委三局等待分配新的工作。1949年初，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被批准后随即南下奔赴新的岗位。

再进大上海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乘攻克南京的赫赫军威，又胜利地结束了历时15天的上海战役。上海这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终于回到人民手中，获得了新生。披一身征尘和硝烟的涂作潮，作为陈毅麾下的几千名接管干部中的一员，再次踏上这片他战斗过多年的熟悉的土地。6月19日，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天之内连发两份序号均为1号的委任状，委任涂作潮为接管旧政权的两个大型官办企业“中央无线电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公司”的军代表。而在此之前的5月29日，涂作潮已率领接管人员进驻两公司，团结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为恢复生产和科研，扎扎实实地展开了工作。

　　进城伊始，作为两大公司的首席军代表，涂作潮除了对工人群众访贫问苦多方救济，以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外，对一些技术人员也一视同仁，并不另眼相看。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上述两大公司的恢复工作得以顺利及时的完成，无论对大上海的重建，还是对新中国无线电工业的起步都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发生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两公司在军品生产中作用尤大，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浸透着涂作潮的心血和汗水。

　　这期间，还有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小插曲。涂作潮在担任无线电、有线电公司军代表时，上级根据需要给他配备了汽车，但他不要，坚持买月票上下班。其时，他的3个孩子都在华东军政干部子弟小学上学，每天由他夫人接送。1952年的一天，涂作潮从市里开会回来路过小学校门口，忽然想去替妻子接一趟孩子。等到放学时间一到，涂作潮赫然望到有三四十辆小汽车进进出出，他奇怪地问走出校门口的大女儿，这些汽车是哪儿的?女儿略带委屈地告诉他，都是同学的爸爸妈妈派来接送子女的。涂作潮一听，马上掏出随身带的小本一一记下车号。回家后，他郑重地给上海市委写了份报告，并附上车号，报告说“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用公家的汽车接送孩子，既浪费国家的汽油，也脱离工农群众”。上海市委很快回信肯定了他的报告，但他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却注定了他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难以顺利“过关”。

　　1952年秋，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后不久，涂作潮被调为一机部上海机电研究所的处长。但他遇事直抒胸臆、口无遮拦的脾气仍无改变。1954年，中央决定在苏联的帮助下着手建立原子能工业，并为此从苏联进口了一批急需的仪器，其中一种仪器为铀矿探测仪。涂作潮对此竟评议道：“从苏联进口的探矿仪价格高过美国货，性能却比不上美国货，苏联不该卖我们这么高的价格。”并对所领导称，让他选一个合适的助手，可以自己研制出铀矿探测仪。他选的助手是黄渭渔，经研究所批准，涂、黄二人夜以继日，首先研制铀矿探测仪的心脏——盖革计数管。没有现成的机械，他们就手工操作，甚至自己动手烧拉计数管的玻壳。一年后，两人终于将一台试制成功的样品以及全套工艺流程图纸交到所领导手里，并由研究所移交至黄河理工仪器厂投入正式生产。由于这一成果，涂作潮于1956年被授予三级工程师的职称，工资也升为相当于行政9级的250元月薪。工资一下翻了一番，这对于负担一家8口人生活的涂作潮来说，不啻是巨大的改善。1957年，在他的主动申请下，他被调到上海电机厂任厂长助理。上班没几天，他就发现自己的工资比全厂最高的技术人员还要高出许多，遂立即打报告给上级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上级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其月工资也随之被降到了200元。主动降工资一事，乍看上去并不大，但由此确也反映出涂作潮这个由贫苦木匠成长起来的“技术专家”和领导干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忘人民群众、注意各方面影响的朴素想法。但没料到，他心直口快的性格很快就将自己卷入了恶劣的境遇。

直言招祸

　　1959年夏秋之交的中国政坛显得尤为风云难测，当庐山那个本以纠左为主题的“神仙会”演变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浪潮终于由党外冲击到党内，并随着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全面传达而席卷全党。如果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是直言招祸的话，那么远在庐山千里之外的上海，作为一名大型企业领导的涂作潮也是如此。当他以厂党委委员的身份出席传达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党委会时，却“不识时务”地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从三个方面对庐山会议的批彭决议表示了不同意见，最终也是与彭德怀一样招致不公正的待遇。

　　他发言的三个方面是：第一，对打倒彭德怀表示不同意见，认为彭德怀是对中国革命立过大功的，不能打倒。井冈山时期红军主力的主要来源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部队外，还有彭德怀带上山的平江起义部队，后来就是这些红军部队在毛泽东、朱德的统率下发展壮大成威震敌胆的中央红军的。他还说，1932年他在红三军团电台当机务员时，曾多次见过彭总，彭总执行党的决议坚决、指挥果断，对党忠贞不二，带领部队打过许多大胜仗。第二，他与彭德怀“遥相呼应”，也说“什么亩产10万斤谁亲眼见过?我家世代种田，知道这10万斤粮食铺在一亩地上得好几寸深，什么样的庄稼杆能支撑得住?”第三，他“出语惊人”，竟说什么“1936年斯大林曾在苏联搞肃反扩大化，结果冤杀了不少自己的同志，我们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再犯此类错误。”

　　涂作潮发言过后，党委会议的会场仿佛凝固了似的，半晌没有人说话。而涂作潮的意见带来的后果也可以想象。会议临时中断，涂作潮当即被厂保卫人员押走，随即被宣布开除出党。经过50多天的关押和反复检查，涂作潮以带罪之身被允许回到家中，他的名字则被列入了1959年上海处理反党分子的名单之中。名单上这样写着：“姓名：涂作潮，籍贯：湖南长沙；入党时间：1924年；处理结果：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行政降两级。”

　　以后随着“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政治气候也更加升级，涂作潮和他的一家都开始进入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

　　进入1960年，上海这个人口居全国首位的特大型工业城市，一度存粮只能供全市人民吃两天。上级一方面紧急从四川、江西调运粮食，一方面要求群众想尽一切办法用“代食品”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涂作潮因为犯了“罪”，没有副食补贴，而全家5口人中，有3个是正在发育期的孩子，食量奇大。无奈之际，涂作潮只好掮着一个竹筐，拿着一根长竹竿，到黄浦江边从江水中捞过往运菜船上扔到江里的菜梗、菜叶，带回家中同玉米面、红薯拌在一起，做成菜团子充饥。江边过往行人众多，他艰难地勾着背，忍受着行人不屑一顾的目光，半天也捞不满一竹筐；怀里揣着妻子给他烙的小饼也舍不得吃，还要再带回家去，给孩子吃。好在，涂作潮的动手能力极强，他又想办法自己编网打鱼，到上海郊区的河汊里打些小鱼小虾给家人增加点营养。有一次，他因为吃变质的鱼虾造成食物中毒，差点丧命，但却因祸得福，为此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吃到了几顿饱饭。出院时，他解嘲地对来接的家人说：“我不想出院，是他们赶我出来的，医院里能吃饱。”

　　1962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涂作潮的境遇也意外地获得了转机。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恩来经别人介绍得知了涂作潮的境况。听罢介绍，周恩来长叹一声道：“这个涂木匠，顶多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暴躁，他怎么可能反党呢?”徐作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也不禁喟然长叹：“还是周总理了解我！”正是周恩来的这一态度，促使涂作潮写了一封申诉信，并于1963年辗转交到了邓颖超手中。1964年夏，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涂作潮终于摘掉戴了5年之久的反党分子帽子，恢复了原行政11级的级别和待遇，并被调到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休养，这一年他正好61岁。

　　即使在个人和整个国家都面临极大逆境的“困难时期”，徐作潮也没有放下过他所钟爱的技术钻研工作。在全家人只靠他一人工资“搞饭吃”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自费“投资”几百元购买零件仪器，在家中研制可供拉美或非洲国家共产党游击队使用的小型手摇发电机。而当他的政治、经济境遇获得极大改善的时候，他怎么不期待能在北京再从事些实际工作呢?然而，他的境遇中的这次“改善”并未持续多久，一场更大的风暴又来到了。

“文革”中再受冲击

　　1965年，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和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公布为标志，“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神州大地。“万炮齐轰”和“打倒一切”的烈火很快从教育界波及社会各界，再从北京烧向全国。

　　1967年暮春时节，由教育系统首先烧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终于烧到了涂作潮所在的四机部，涂作潮红军时代的战友、当时的四机部部长王诤、副部长刘寅随即被打倒。四机部机关和机关宿舍到处贴满了“炮轰王诤”和“火烧刘寅”的大字报、大标语。涂作潮是在“休养”，属享受司局级待遇的赋闲之身，虽然不是什么“当权派”，暂时未受到冲击，但对这样打倒大批干部的“文化大革命”，他还是不理解。那时，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练就的“打渔”技术愈加熟练。他常常在清晨来到玉渊潭河边用自制的渔网撒上一两网，每当打到鲜鱼时，就叫小儿子胜华把几斤鲜鱼送到他的昔日战友、正在挨批、受审的刘鼎、曾三、伍云甫、刘寅等人的家中，以这种方式表示对战友的关心同情和对“造**派”的不满。然而，他还是没有想到，革命“闯将”们并未将他遗忘，随着他对想从他嘴里掏出点什么的专案人员不配合，厄运也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

　　1967年夏，四机部负责几个被打倒的部领导“专案”的造**派又一次找到了他，让他证明，四机部部长王诤、副部长刘寅当年从国民党张辉瓒部“解放”过来参加红军时，是红军为了利用他们的无线电报务技术，出了大价钱才买下他们参加红军的。涂作潮耐住性子听来人说完来意，压抑已久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放屁!他们是红军买来的?你们有本事问毛主席去。”专案人员悻悻而去。涂作潮余怒未息，愤怒地指着门外，大声对妻子说：“这些人在我们革命时，他们在哪儿呢?现在倒好像他比谁都革命的样子，谁都想打倒。现在连打倒朱总司令的大标语都有了，这还有好人吗?”性情耿直、喜怒形于色的涂作潮不会掩饰他对时局的不理解和不满意，已经戒酒的他，这时又喝上了7分钱一两的廉价烧酒，还时常大口大口抽着闷烟，脾气也出奇地大。

　　1967年7月底，就在涂作潮“撅”走专案人员后没几天，涂作潮也受到了“炮轰”和“抄家”的待遇。写有“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涂作潮”、“打倒反党分子涂作潮”、“涂作潮反对毛主席，砸烂他的狗头”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了北京西郊他所居住的家属区内外。

　　当造**派对涂作潮抄家以攫取“黑材料”时，涂作潮宁折不弯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竟然企图反抗。他手持一根木棍纵身跳上自家的后阳台，扬言谁抓他，他就和谁拼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造**派有几十人，且全部持械有备而来，涂作潮很快就被打倒在地。他使出全身力气狂呼：“毛主席、周总理救命!”而招来的只是一阵棒打。抄家抄了8次，棒打也进行了8次，造**派记录了8次抄家清单，涂作潮也被迫签了8次名。最后一次签名时，造**派竟然还要他写上“没有打我”，时间是1967年8月28日中午12时。

　　1968年4月30日到1969年4月30日，涂作潮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被关押起来。这期间，他受过多次非法刑讯，身上经常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但涂作潮认定决不胡说乱说。一次，受审后，他竟横下心亲笔写下了一份《拒绝书》，内称“我1959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我一生绝没有干过叛党、特务和反革命的事。对这些罪名我统统拒绝……”这换来的只是更为严酷的逼问和摧残。更令他想不到的是飞来横祸，就出在他被关押两个月之后，他的二子中华因受他牵连被关押受虐致死，直到他1969年春被放出后才获知中华死讯。老年丧子乃人生的一大不幸，而他的儿子又是在这样不正常的情况下撒手西去，涂作潮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当他被家人接出来，走进全家已被限令迁入的“新居”－－一间半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小平房时，不由得老泪纵横，嘴里喃喃地说：“是我连累了中华，是我连累了中华。”由于严重的刑伤、阴冷的居住环境、沉重的思想压力，他在放回的第7天就瘫痪了，生活不能自理，更不能干活。然而，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1970年4月，四机部专案组通知涂作潮：1964年对他作出的平反决定，是走资派王诤勾结曾三、陈丕显等搞的，现予推翻，1959年对他的处理结果仍予维持……涂作潮如雷轰顶，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开始一份又一份地口述申诉，由家人写信向上反映，请求保留自己的党籍……但这些申诉却全都犹如石沉大海。

终于等来公正的评价

　　在涂作潮身处逆境的日子里，许多善良的人们－－邻里、朋友、医生、工人、售票员，以及素未谋面的乒坛名将孙梅英等都向他伸出过救助之手，中医泰斗孔伯华之子孔少华和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胡庚辰、张希增更是坚持到他家登门送医送药，使他的病体渐有好转。人民和党组织也仍然铭记着他曾经为革命所作出过的贡献。1972年12月11日，一封发自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的沉甸甸的挂号信送到涂作潮手中，信中所附当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部分同志名单中赫然列有涂作潮的名字。望着“同志”这两个亲切的字眼，涂作潮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大家还想得起我来……天快亮了！”1973年12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涂作潮在四机部的处境也有了较大改善，经安排他家也于1974年春迁至四机部黄亭子宿舍区的两间楼房内。

　　春暖乍寒，7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坛气候也是如此，随着邓小平同志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中途受挫，评《水浒》、批宋江，江青一伙一时甚嚣尘上，在报刊上放肆地诬蔑小平同志，含沙射影周恩来总理……这一切都使涂作潮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和忧虑，他常常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叨着：“他们连周总理都要打倒，周总理！”

　　1976年1月，在那个哀乐低回的寒冬，涂作潮在周恩来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帮助下，终于能乘坐着轮椅来到了他的老首长周恩来总理的灵前。他想起了在1928年党的“六大”上，周恩来拍着肩膀戏称他为“涂木匠”、“木匠”，这个称号后来在党内流传开来……他还想起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会见张学良前夕，借用自己的刀片刮掉那一脸美髯……他更想起了1964年正是在周总理的过问下他的境遇才有了改善……想着想着，他不由得涕泪涌流，在轮椅上拼命欠身，他要再看一看自己的老首长，向敬爱的周总理鞠躬志哀。

　　多行不义必自毙，“四人帮”反党集团与人民为敌，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注定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而涂作潮终于等到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的日子，看到了党和人民的胜利，看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1982年1月，四机部在反复核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向涂作潮作出了郑重的平反结论，最令他欣慰的是在乎反结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时，在残酷的刑讯中，拒不透露党的机密，拒不提供伤害同志的材料……”扪心自问，他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没有愧对隐蔽工作战线上的众多战友和同志。

　　此后，涂作潮在晚年不顾多病之身，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回忆整理党史、军史，尤其是党的隐蔽工作战线史料的工作。但因为他年届高龄，又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摧残，身体日渐衰弱，1984年12月31日终于在电子部402医院因病长逝。1985年 1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涂作潮的讣告，其中这样写道：“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无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都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优秀党员。”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涂作潮为新中国诞生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所作出的奋斗和贡献，历史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